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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淩志軍 馬立誠著，人民日報出版社，

　　;0世紀0年代末和0年代初的幾年裏，我們國家的民主思想，在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當中迅速成長起來。

　　'年開始改革開放曆程的時候，鄧小平說過一句話：“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他是在這一年';月'日說這一番話的。大約'年後，胡繩在他主編的《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中說，鄧小平的這一次講話，“實際上爲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基本的指導思想”。還說：“就黨的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來說，鄧小平已經成爲黨中央領導的核心。”

　　胡繩還注意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于民主的討論。他說，全會公報對民主和專政、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作了較詳盡的論述。會議認爲，由于還存在極少數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絕不能削弱無産階級專政。對于社會主義的階級矛盾，必須按照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法去解決，這樣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安定團結的局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統一的領導，需要嚴格執行各種規章制度和勞動紀律，但是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

　　怎樣才能使我們的人民擁有“充分的民主”?下面這些話引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爲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權。

　　將民主看做一種制度，並且將民主與法制聯系起來，在我們黨的文件當中，這是第一次。

　　大約從這時起，黨內的輿論也開始將民主看做一種制度。

　　黨的文件將民主視爲一種制度，這一點顯然與鄧小平的引導有關。根據現有的文字記錄，鄧小平最早表述他的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是在'年月中國共産黨召開“八大”的時候。那一次，鄧小平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說，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考驗，要“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做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于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依照我們黨的既成制度，這樣的報告，是一定要經過毛澤東的同意並且經過政治局討論的。這大約可以證明，當時黨的領導中樞已經從制度方面來認識民主的問題。毛澤東說斯大林在蘇聯造成的悲劇，不會在西方國家發生，也可以作爲一個證明。然而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這樣的思路沒有能夠延續下來。

　　'0年月;'日，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有機會直接采訪鄧小平。當法拉奇對中國能夠避免再次發生諸如“文化大革命”這樣可怕的事情表示懷疑的時候，鄧小平並沒有駁斥她。鄧回答：“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幹部職務終身制。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複這種現象，准備從改革制度著手。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曆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0天以後，鄧小平的一個講話被中央政治局通過。這就是他在'0年月'日這一天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講話題爲《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的講話也是圍繞這個題目展開，其中包含了他的許多非常重要的思想。

　　鄧小平說：

　　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産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爲了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爲了適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爲了興利除弊，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們要不斷總結曆史經驗，深入調查研究，集中正確意見，從中央到地方，積極地、有步驟地繼續進行改革。

　　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及其他制度，是爲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主要應當努力實現以下三個方面的要求：(一)經濟上，迅速發展社會生産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打擊一切敵對力量和犯罪活動，調動人民群衆的積極性，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三)爲了實現以上兩方面的要求，組織上，迫切需要大量培養、發現、提拔、使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

　　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達到上述三個要求，時間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長些，但是作爲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我們能夠也必須達到。所以，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于實現這三條來檢驗。

　　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会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资料图）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资料图）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致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物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可以说是我们目前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重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说的这些话，前所未有地显示了共产党人对于专制制度的批判态度。他是从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重新发生的方面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但他的话显然已经不仅仅拘泥于此。他还提出了进一步的改革要求。所以，许多人认为，这个讲话是邓小平所有讲话当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可惜邓所表述的这些思想在以后的岁月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当然，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民主化”，与他多次批评的“自由化”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他在三年以后有过明确的陈述。那是在1983年10月召开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说，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宣传抽象的民主，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会把青年人引入歧途。邓小平无疑认为共产党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制度，并且一力推动着中国向这个方向前进。几年之后，邓小平将他的这些想法进一步发挥出来，在中国推动了一次政治改革的高潮，可惜这一改革最终没有能够取得人们所期待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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